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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参又名花旗参，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北美洲，目前北美主产区在加拿大和美国等地区[1]。西洋参具有补气养阴、清火除烦、益胃生津的功效，多用于治疗肺虚久咳、失血咽干口渴、虚热烦倦等症状[2]，既是上等中药，也是滋补之圣品。

　　我国引进西洋参产品已有200多年历史。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计划地引进种植，80年代初现威海文登区张家产镇口子李村在山东省率先种植西洋参成功并推广到其他地区 [3]。因此，威海市文登区也是我国最早开展西洋参种植的地区之一，产业发展也随之展开。

　　笔者在参与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的过程中，通过对种植农户以及相关生产、加工企业的走访和调查，研究了威海市文登区西洋参的种植现状和产业结构，并提出解决方案，以期为促进山东省西洋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共走访调查18个西洋参种植专业村、3个西洋参种植合作社、30多个西洋参初级加工厂并深入文登西洋参文化馆学习。通过调查了解到目前该地区西洋参种植面积达到3 000 hm2，约占全国种植面积的70%～75%，约占全省面积的95%，年出圃面积666.7 hm2，年总产量为5 500 t，年交易量约占全国同期同品种的30%以上，总产值达6亿，绿色基地认证面积533.3 hm2 [4]。

　　目前威海市文登区西洋参产业在颐阳酒业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逐渐由以前较为单一的种植模式转变为集技术研发、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初步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一体化的双赢格局，企业与农民互帮互助、风险共担，农户在产业中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

　　一是规模小、成本高。该区域西洋参种植与北美等产区相比，规模依然偏小，规模效益低；种植模式多为小农户分散经营，市场竞争力和抵御价格波动的能力较弱；前期投入较高，仅种子款就占总的32.9%[5]。二是产品附加值低。部分西洋参仍以原料出售，产品多以初加工为主；果肉等附加产品利用率不高，浪费严重。三是品牌意识不强，宣传力度不够，产品的市场认知和占有率较低。

　　一是缺乏有效的病虫害防治措施。目前该地区西洋参灰霉病的发生率逐年升高，已经成为影响西洋参产量的一个主要病害[6]，立枯病、猝倒病、黑斑病及金针虫、地老虎、象甲等普遍发生，新出现的一种根腐线%。二是设施栽培、测土配方施肥等新型种植技术难以系统推广，导致产量和质量提高困难。三是土地利用率低，重茬问题明显。目前该区域种植方法单一，重茬间隔期为20年，张家产最早开展西洋参栽培，由于连作障碍得不到解决，目前已经出现无地栽培的现象。

　　一是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视度不高，缺乏健全的市场监督法规及系统的检测体系和先进的检测技术，造成产品整体质量相差很大，良莠不齐[3]。二是对品牌的保护力度不够，众多商家特别是不法电商打着文登西洋参的旗号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使消费者产生误解，极大损害了文登西洋参的声誉，影响了生产和销售。

　　3.1.1加强宣传，扩大市场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文登西洋参，增强消费者的认知度和信赖感，扩大国内、国际市场，拓展产品销售途径。

　　3.1.2加强品牌建设相关种植、加工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要强化品牌意识，提高品牌识别度和竞争力，增加品牌文化内涵，维护品牌形象，促进西洋参产业的良性发展。相关管理部门要加强行政管理和司法监督及相关政策法规建设，形成完善的品牌保护体系和维权、争端处理机制，提高市场占有率。

　　3.2.1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建立和完善技术研发、购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经济发展新模式，扩大西洋参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将农户、公司和基地紧密结合起来，互利共赢，形成产业化、专业化、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建立示范基地，辐射推动西洋参的发展，根据市场规律适时指导农户扩大西洋参的生产规模。

　　3.2.2科学规划，综合协调因地制宜合理规划西洋参种植区域，充分发挥区域的种植优势，增加单产，同时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综合协调农牧、林业等相关产业开展环境保护和治理，减少化学品投入，发展生态西洋参。

　　3.2.3延长产I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充分利用西洋参的茎叶资源提取皂苷、挥发油、多糖等有效成分，利用茎叶开发西洋参茶等相关产品，多方向利用西洋参，提高产品附加值。

　　3.3.1推广标准化种植合理调光调水，一年生西洋参的最佳光照程度要控制在10%～15%，两至三年生的则要控制在25%左右，根据栽培标准建立遮阴棚；注意土壤含水量保持20%～30%、pH值在5.5～7.0之间；研发推广易降解无污染的新型农药。

　　3.3.2克服连作障碍选择小麦、玉米等禾本科农作物为前茬作物，不能选用花生、果树等，以免加重病虫危害；改进整地技术，施有机肥；开发利用EM等微生物制剂，增加土壤有益微生物数量，促进土壤内含微生物的分解，改善土壤环境，缩短轮茬时间，提高土地利用率。

　　3.3.3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引进选育抗锈腐病、根腐病、立枯病的品种，提高产量和质量；加大对新品种、新技术的宣传，通过中短期培训帮助农民改进种植技术，提供管理水平。

　　3.4.1加强政策扶持和监管监督由于西洋参产业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存在风险及成本较高的缺陷，政府应制定资金扶持等优惠政策，帮助参农稳定生产，形成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根据国际上对生药有效成分的要求，制定合理的生产加工质量控制标准，建立质量监督体系，保证药材质量；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取缔假冒伪劣产品，形成质量监督诚信体系，保证市场秩序。

　　3.4.2多渠道吸引资金西洋参种植成本较高，多渠道吸引资金是实现西洋参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格局的重要举措。相关部门在给予充分政策支持的同时也要保证政策稳定性。积极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3.4.3形成新型服务体系利用多种现代传媒手段向广大农户及时提供最新种植信息和市场动态，帮助农户规避风险，获得更大利益；鼓励相关人员建立西洋参合作组织，为广大农户提供指导和服务，发展订单式种植，同时为农户提供相应物资，与农户形成风险共担、互利共赢的有机体。

　　[2]孙黎明， 刘方杰， 刘静，等. 文登西洋参应用以及种植技术方面的研究[J]. 特种经济动植物， 2015（9）：38-39.

　　[3]荣加林， 徐静. 威海地区文登西洋参区域品牌发展现状与意见[J]. 现代农业科技， 2015（20）：292-293.

　　[4]侯丽娟， 刘连成， 胡静，等. 威海市西洋参种植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探究[J]. 特种经济动植物， 2015（6）：33-34.

　　海域承载力是指一定时期内以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海洋生态环境不被破坏为原则，在不超出海洋生态系统弹性限度的条件下，通过自我调节和维持海洋生态系统最大供给与纳污能力以及对沿海社会经济、人口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最大支撑能力。科学评估海域承载力，并在此基础上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对策，是缓解海洋资源锐减，减轻环境压力，缓和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实现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福建省作为海洋大省，拥有3445km的海岸线，位居全国第二。因此，我们以福建省沿海海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10年沿海6地市各县域单元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对福建省沿海各县市近海海域承载力进行分析与评价，以更好地为福建省科学制定海洋战略规划，实现由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跨越的战略举措提供决策依据，为沿海地区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科学合理地海域承载力及承载状况的评价，首先需要构建一套层次分明、系统完备、符合研究海域特点的评价指标体系。狄乾斌等在《海域承载力的理论与评价方法》一文中根据人类及其社会经济活动、海洋自然资源储备以及海洋环境容量三个方面，将评价指标分为三类，即压力类指标、承压类指标和区际交流指标，构建出了海域承载力评价指标体。苗丽娟在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将指标体系分为两类：一类是能够反应区域社会发展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压力指标，即压力指标；另一类则是反映海洋生态环境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支撑能力的指标，即承压类指标 。任光超将指标体系划分为海洋资源的供给能力、海洋产业的经济功能、海洋环境的保护功能3个类别层。黄苇将指标体系划分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海洋资源供给能力、海洋生态与环境纳污能力3个类别层。 参照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按照综合性、主导型、可操作性、可比性、动态性以及指标的可获取性原则，结合福建省近海海域的实际情况，采用专家咨询和经验选择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对海域承载力有重大影响力的指标，并利用SPSS软件，通过线性回归法对因素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分析，最后确定了3个准则层，构建指标体系（如图1）。

　　本文借鉴前任经验，通过构建多维状态空间模型作为海域承载力的评价方法，从沿海县域单元的视角对福建省近海海域的承载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定量描述的步骤如下：

　　1）理想值的获取：结合海域的实际情况确定所选取的指标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的取值，即时段理想状态值，可见，该理想值实质上是海域可持续发展状态下的承载力值。根据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以县域单元内现状数值的段最大(小)值或平均值作为理想状态值。

　　2)指标的赋权：结合所研究区域的实际特点，对所选指标进行重要性排序，计算各指标的权重；本文通过专家咨询的方法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然后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比较矩阵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 (结果见图 1) 。

　　4）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量纲不尽相同，无法进行比较，因此，必须对各指标体系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主要采用线性变化法对指标做无量纲化处理。上述指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诸如“人均海域面积”、“人均海洋产业产值”以及“人均海洋资源量”等属性值越大越好的指标，称之为“效益型”指标；另一类诸如“万元GDP入海废水量”、 “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等属性值越小越好的指标，称之为“成本型”指标。对于“效益型”和“成本型”的两类指标标准化公式分别为：

　　式中，表示指标标准化处理后数值，为指标的现状数据，为各指标理想状态值。各指标标准化后结果见表2.

　　其中为权重，为标准化后的各因子分值。福建省沿海各县域单位海洋环境承载力得分和状态见表1。

　　县（市、区） 海洋资源供给能力分值 海洋经济发展能力分值 海洋环境支撑能力分值 海洋环境承载力总分值

　　注：表中莆田市辖区、泉州市辖区、厦门市辖区均是将各市辖区相关数据整合后作为一个评价单元。

　　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指标理想值为1(共12个)，则海域理想承载力状况M为：

　　根据指标理想值M 与实际指标RC 值的比较，可以对海洋环境的实际承载状况进行判断: RC>

　　1. 0 时，超载；RC = 1. 0 时，满载； RC

　　从表1可以看出福安市、宁德市辖区（蕉城区）、长乐市、仙游县、南安市、晋江市、石狮市、云霄县属强可载；福鼎市、福清市、莆田市辖区、泉州市辖区、惠安县、漳浦县属较强可载；霞浦县、厦门市辖区、龙海市满载；东山县略微超载；罗源县、连江县、福州市辖区（马尾区）、诏安县严重超载。从总体来看，我省大部分沿海县域单元都处在可载区域，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潜力还很大，为我省从海洋大省迈向海洋强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一些海洋开发较强，海洋资源过度利用的海域已出现超载现象。

　　从表1还可以看出海洋资源供给能力在海域承载力占很重要的地位，处于超载状态的罗源县、连江县、福州市辖区（马尾区）、平潭县、诏安县、东山县均表现中人均海洋资源较少，限制了海洋产业的发展，呈现中超载现象。通过以上的计算与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省大部分海域均有较强的可载能力，为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也必须看到有些海域受资源限制、开发程度较早、社会发展较快、人口较多等因素影响，已出现超载现象。因此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海洋经济，对不同的承载状况类型区提出符合自身状态的发展思路。

　　对于大部分可承载区来说，海洋资源还未得到充分开发，海洋经济还相对落后，海洋环境还具有很大的消纳空间，这些区域可大力发展海水养殖、按照海岸线保护规划尽快开发港口岸线、旅游岸线、渔业岸线，特别是港口岸线资源，加快港区和临港工业发展。

　　我省的满载区主要是福宁湾的霞浦县和厦门湾的厦门市辖区、龙海市，他们代表了不同的海洋产业发展水平，霞浦县是海洋第一产业为主，表现为海洋渔业与人口相协调，但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对薄弱，因此，今后霞浦县在加快开发福宁湾的步伐，发展港口经济和临港工业，海水养殖逐渐向外海推进。

　　厦门市辖区、龙海市以海洋二、三产业为主，厦门市甚至将近岸海域的海水养殖全部退出，保证国际旅游城市具有良好的海洋休闲环境。因此这2个地区今后主要是提升海洋产业水平，厦门市主要发展海洋旅游业和港口运输业，龙海市海洋二、三产业主要布局在九龙江口、海水养殖保留在外海的浯屿一带。同时加强海洋环境保护，重点保护厦门湾白暨豚自然保护区和九龙江口红树林保护区，减少入海污染物。

　　我省的主要超载区包括罗源县、连江县、福州市辖区（马尾区）、平潭县、诏安县5个县域单元，但他们超载原因不禁相同。诏安县主要是人均海域面积小，海洋资源有限，发展海洋经济能力有限，此外陆上环保设施缺乏，造成入海污染物较多，海洋环境恶化，减轻了海洋环境的支撑能力；因此诏安县要充分利用有限的海域资源，除海水养殖外，还要加快开发诏安湾的步伐，发展滨海旅游业，加大投入建设污水处理厂，减少入海污水排放量。

　　罗源县、连江县是我省的水产养殖大县，海域资源开发程度很高，在某些海域养殖密度过高，养殖引起的自身污染，已引起海洋环境恶化，甚至引起赤潮多起。因此这2个县今后要实现海洋产业的转型，重点开发罗源湾，发展海洋二、三产业，建设可门港和碧里、牛坑湾港口工业区，同时，由于罗源湾口小腹大，要特别注意污染物的排放。

　　马尾区处于江海交汇处，海域面积极其有限，且开发历史悠久，岸线资源已基本开发贻尽，海洋交通运输业已接近饱和，很多货物已分流给可门港区和江阴港区。今后马尾区海洋产业的重点就是提升海洋交通运输业层次，以集装箱运输为主，大力营造船政文化旅游品牌，发展滨海旅游业。

　　平潭县开发历史也比较悠久，近岸海域海水养殖也比较密集，随着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港口岸线资源的大开发，海洋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显示出来。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过程中，要注重港口岸线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在开发过程中要注意海洋环境的保护，一是不能破坏沿海防护林的建设，二是完善中华鲎自然保护区，三是关注滨海海蚀风蚀地貌景观的保护。重点发展临港工业和滨海旅游业来提升海域承载力。

　　[1]苗丽娟，王玉广，张永华等.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海洋环境科学，2006，25(3):75-77.

　　[2]高吉喜.可持续发展理论探索-生态承载力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45-47.

　　[3]狄乾斌，韩增林.海域承载力的定量化探讨[J].海洋通报，2005，24(1)：47-54.

　　21世纪是人类全面开发利用海洋的世纪，开发海洋资源，发展蓝色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国际上，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韩国等海洋强国纷纷制定面向21世纪的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报告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就曾明确提出要坚持陆海统筹，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的十又提出“海洋强国”战略，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实施海洋战略”把海洋的重要性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上。海洋强国的内涵是指海洋经济综合实力发达、海洋科技综合水平先进、海洋产业国际竞争力突出、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大、海洋军事实力和海洋外交事务处理能力强大的临海国家；外延为通过海洋的强势使其成为陆域的强国，此为海陆联动强国。辽宁省作为海洋资源大省，2011年海洋经济总产值在全国11个沿海省市中排在第八位，占全省生产总值15.1%，而排名第一位的广东省海洋经济总产值占全省生产总值18.6%，陆海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因此，本文在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全新背景下研究辽宁省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的统筹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海洋经济是以海洋（包括海岸带和海岛）为空间活动场所，以海洋资源、海洋能源为开发利用对象的所有海洋产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陆域经济是相对于海洋经济，以陆域为主要经济发展载体，以陆域资源为对象而进行的各种经济活动。

　　2011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45496亿元，比上年增长9.89%，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62%，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的15.7%，涉海就业人员3421.7万人。其中，海洋产业增加值18865.2亿元，占海洋生产总值的41.5%，海洋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传统海洋产业稳步增长，新兴海洋产业发展迅速、海洋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海洋产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

　　沿海11个省市海洋总产值以广东、山东、上海为前三位（图1），体现了以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为重心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特别是由山东、天津、辽宁组合的环渤海地区近年来海洋经济发展迅速，2011年地区总产值占全国海洋总产值35.9%，超越长三角的31.7%和珠三角的20.2%。而衡量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需要测算海洋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天津以海洋产值占地区GDP比重为31.4%而高居首位，之后为上海29.3%、海南26%、福建24.5%、山东17.7%、广东17.3%、辽宁15.1%、浙江14.2%、江苏8.9%、河北6%、广西5.3%。

　　1.海洋总产值呈逐年递增态势，在辽宁省经济地位不断增强。辽宁省海洋资源丰富，全省海岸线公里，其中大陆岸线公里，岛屿岸线公里，海洋生物种类多样化，资源量丰厚。辽宁省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五点一线”发展战略后，海洋经济总量逐年上升，从2005年1039.9亿元增长到2010年3345.5亿元，增长了2倍多，年平均增速达26.3%。海洋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由2005年的12.9%增长为2010年的15.1%（表1），在2006年和2011年，海洋经济总产值增长率分别为42.2%和27.7%，超过了陆域经济15.6%和20.4%的增长率，均表明海洋经济的发展在辽宁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2.大连海陆经济地位突出，增长极作用明显。大连海岸线公里，占全省海岸线%，陆域与海洋资源优势互补，海陆立体交通运输系统完善，城市现代化程度较高，已成为辽宁省甚至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011年大连市实现海洋经济总产值2033亿元，陆域经济总产值5150亿元，分别占全省的比重为60.7%和23.2%，其中渔业经济总产值646亿元，占全省61.5%。大连港集团完成货物吞吐量达到2.67亿吨，占全省34.2%，集装箱量635.1万TEU，占全省52.9%。可见，在海洋经济发展上大连市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在陆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也较突出，2011年大连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150.63亿元，超过沈阳市的5915.71亿元，高居全省首位。

　　3.海洋产业结构呈现传统态势，第三产业比重提升优于陆域。辽宁省海洋产业仍以渔业捕捞及养殖业占较大比重，2006年至2009年，海洋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由9.9%增加到14.5%，说明我省海洋产业发展仍以传统水产业为主，渔业资源的发展惯性依然存在并且养殖业作为优势产业的地位不断加强；海洋第二产业小幅下降，由2006年53.5%降为2009年42.4%；而海洋第三产业比重出现上升，由2006年36.6%增加到2009年42.4%，这一趋势符合产业结构的基本演变规律，九游会J9 J9九游会海洋产业呈现出由“资源开发型”向“海洋服务型”转变的态势，是一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表现。陆域产业结构呈现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波动上升，第三产业保持平稳的态势。

　　1.传统产业占比重较大，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是指以海洋高新技术发展和海洋资源大规模开发为支撑的，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较强产业关联和巨大发展潜力的海洋新兴产业。辽宁省传统海洋产业结构所占比重较大，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发展缓慢，所占比重较小。2009年传统海洋产业（海洋渔业、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产值比重为93.3%，新兴海洋产业（海洋油气业、生物医药、工程建筑、海洋电力、海水利用、化工业）产值比重仅为6.7%；2010年，传统海洋产业比重为93.7%，新兴海洋产业比重为6.3%；2011年，传统海洋产业比重略有上升为86.1%，新兴海洋产业比重增加为13.9%，仍然低于全国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总产值18.3%的平均水平。其中，海洋生物制药产业总产值为5.1亿元，占全省海洋经济总产值的0.15%。而山东省2010年海洋生物制药产值达81.1亿元，占山东省海洋总产值的1.0%。

　　2.海陆经济缺乏联动机制，难以发挥系统整体作用。海陆经济系统的自发联动需要较长的技术、产业转移的过程，根据国内外海陆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践经验，政府牵头建立科学、合理的联动机制是推动两大经济系统要素流动的有效力量。一方面，辽宁省沿海经济主管机构分散，初步建设阶段沿海经济带常设办事机构挂靠省外经贸厅，发展阶段发改委设立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交通厅、环保局、海洋与渔业厅等部门也涉及沿海地区的工作，造成多头管理、反复协调的问题，缺乏权威性的国家层面的海陆经济管理及评估机构来负责制定沿海发展规划，提供相关政策。另一方面，海陆经济技术欠缺共享平台，海洋高新技术的发展需要政府在资金上的大力支持，辽宁省科技厅在现有项目支持的基础上应在计划项目安排和经费分配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向海洋领域倾斜，构建海陆自主创新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配套平台。

　　3.海洋科研力量薄弱，高端人才缺口较大。辽宁省在发展海洋科研与教育方面具有一定的传统优势，拥有一批像大连海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等国内知名的专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从统计数据看，截至2010年，辽宁省共有海洋科研机构17家，从业人员1993人，与我国沿海其他省市相比，处于中等水平（图2），但是，辽宁省高技术海洋科研力量较薄弱，缺乏高端人才，造成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缓慢。截至2011年，辽宁省共有海洋科研机构17家，从业人员2118人，其中高端人才（博士）所占比重为5.5%。广东共有海洋科研机构25家，从业人员3088人，但是高端人才比重达到20.7%。

　　4.海陆规划缺乏统筹意识，出现重复建设问题。随着临港产业的快速发展，海陆经济在用海、用地等方面由于缺乏统筹意识而出现矛盾，在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下，辽宁沿海地区出现了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恶意竞争等问题。陆域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围海、填海，造成海洋不同行业在分配使用岸线、滩涂和浅海方面的矛盾，致使海域污染日益严重。以港口建设为例，辽宁省港口群以大连港和营口港为核心，锦州港、丹东港、盘锦港、葫芦岛港共六港口，近年来大连港与营口港相互价行为虽然推升了货物吞吐量，但港口利润并没有同比提高，内耗造成辽宁省港口整体利益的损失。与此同时，在港口建设上出现各市争上亿吨大港的局面。

　　5.海陆环境保护联动机制尚未建立，造成近岸海域污染严重。由于海陆环境保护联动机制尚未建立，造成近海陆源污染的监控、执法检查等相应管理的缺失。根据近几年《辽宁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辽宁省近岸海域污染形势严峻。2005-2011年辽宁省近岸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总体上呈现逐年增多的态势，综合潜在生态风险为中等。2012年辽宁省监测的鸭绿江、大辽河、双台子河等八条入海河流携带入海的主要污染物总量为47.47万吨，其中约53.6%的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从近五年的监测结果看，陆源污染排放是海洋环境质量恶化的重要压力来源。辽宁省双台子河口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始终处于亚健康状态，锦州湾生态系统处于不健康状态，辽东湾北部和两侧的滨海地区海水入侵严重、盐渍化程度较高。

　　海洋产业与腹地产业间具有天然的对应关系，在加速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的同时，应借助辽宁省陆域雄厚的产业基础，实现陆海产业有机联动。

　　以高技术支撑海洋养殖业发展，构建海洋水产业与陆域食品加工、生物制药业产业链；海洋交通运输业以综合物流服务为主要模式和方向，注重与陆域集疏运网络的对接，构建陆海联运大通道；修造船业可借鉴鞍钢与大连新船重工的合作模式，借助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资源、技术及人才优势，与陆域钢铁业、装备制造业以及专科院校构筑产、学、研链条；鼓励辽河油田向海发展，加速深海油气勘探，构建与装备制造业科研院所的研发合作；滨海旅游业努力提高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加强与陆域景点的打包、串联。《广东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专项项目管理办法》已由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与广东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专项资金将集中扶持海洋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优先支持海洋生物高效健康养殖、海洋生物医药与制品、海洋装备等产业发展，强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力争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

　　目前，辽宁港口群呈现大连港与营口港“双足鼎立”的发展格局，今后在功能上形成错位式发展的同时，遵循市场规则，允许各港口企业及相关部门适度的开展行业竞争，从而提高各港口的综合服务水平。辽宁省港口群建设应适度超前于腹地市场的现状，规避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的周期，能够及时满足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

　　政府应着力培育或吸引那些规模大、经济效益好、拉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带动临港产业集聚。并且，注重吸引那些为临港核心产业服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配套产业，加强集群效应。例如，鼓励为大连临港修造船业服务的先进船舶机电制造业的发展，提高集群的配套率和附加值。

　　沈大交通经济带作为沿海港口与陆域城镇经济要素的载体，首先必须加大交通经济带内交通运输网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构建以沈大为一级发展轴，以本溪―丹东、盘锦―锦州、抚顺―阜新为二级发展轴，并缓慢向朝阳和铁岭等地区辐射的点-轴系统。其次，将滨海大道建设为高技术产业带，积极发展新材料、生物制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使这些产业在滨海经济带里不断集群。最后，加强沈阳和大连中心城市对于周边区域经济、技术的扩散，加快生产要素、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发挥沈大经济带对于港口和内陆的拉动作用。

　　贯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市场机制主导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原则，支持陆域民间资本进入陆海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等领域，创新陆海统筹管理机制。

　　首先，辽宁省应先试先行，成立省级陆海统筹委员会，协调管理陆海各产业的发展及陆海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以使各部门、各市、县（区）目标明确、互相配合、提高效率，克服当前陆海综合管理方面的弊端。并且辽宁省海洋渔业厅和环境保护厅应联合制定《辽宁省海陆环境保护合作发展规划》，完善近岸海域的监测评价体系，明确管理职责和执法检查的责任与权利。其次，在对接《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与《辽宁海岸带保护和利用规划（2012-2020）》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台《辽宁省海陆统筹发展规划》，进一步争取国家更多的优惠政策与支持。规划设立海洋经济发展实验区建设专项基金，重点支持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建设，支持涉海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支持海洋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平台等项目建设。最后，建立不同层次的管理结构，尤其加强横向部门之间的联系性，鼓励民间机构的参与性与积极性，对陆海统筹规划方面的不足进行弥补，加强海洋人才的引进与管理，造就一批适应海洋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和创新团队，形成更加科学、完整的陆海一体化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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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这是2001年在联合国正式文中提出来的。现今，人类认识到了海洋的重要性。海洋休闲体育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体育社会学家卢元镇教授指出：“海洋是生命之母，回归海洋，是人类积蓄千万年的冲动”。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并将其作为转型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但是我国海洋休闲体育产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我国对海洋体育的研究几乎处于处女状态，关于产业成长及演化问题的研究尚少，关于产业成长动力机制的国内研究文献也不多见，显然该领域理论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实践需求，因此，本文对海洋休闲体育产业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以期为海洋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海洋休闲体育是海洋体育的下位概念，很多学者称之为滨海体育休闲，近几年学术界开始了对海洋休闲体育的研究，他们认为海洋休闲体育是人们在闲暇时间里利用滨海资源进行的一种体育活动。指出了海洋休闲体育概念的三层含义：其一，是在闲暇时间以悠然心态进行的；其二，活动范围是滨海水域和近海陆地；其三，是以体育的方式进行的活动。因此，本文认为海洋休闲体育是人们在闲暇时间里，以自然、悠闲的心态，以海洋资源为依托而展开的各种休闲体育活动。以3S为象征的海洋休闲自18世纪开始就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追捧，而海洋休闲体育的发展在西方国家也有近百年的历史。通过对海洋休闲体育的文献资料的查阅和整理发现，国内学者对海洋休闲体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从研究的切入视角来看，主要从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律学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海洋休闲体育的基本理论研究、现状调查与分析，人力资源状况，人才培养研究等方面，鲜有关于海洋休闲体育产业成长动力的研究。

　　目前，诸多学者探讨了其他产业领域的动力机制问题。向吉英（2005）认为产业作为一个演化系统，必然有其动力机制，该文章运用系统论思维，探讨了产业成长的动力机制及其成长模式，构建了产业成长的NIIP模型，该模型把产业成长放在一个综合的环境中。通过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完成产业的成长，涉及的综合因素有市场需求、技术创新、、政策等；高宇列（2010）描述了产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竞争力的来源，认为制度演进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动力系统；吕明元（2005）在《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成长》中探讨了产业政策、制度以及制度创新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成长中的作用，认为影响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因素包括体制变革和市场化的作用、需求因素、政治因素、资源禀赋等，影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成长的因素主要有四个：资源禀赋和制度政策，以及两个拉动因素：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并构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成长模型——战车模型；胡洪力（2005）指出各利益主体之间不断追求自身的利益推动了产业制度的创新，产业发展的过程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而制度为产业成长奠定了一个成长动力机制；王德禄（2005）根据产业成长的关键因素选取原则，指出产业成长动力模型由技术、市场需求、资源、企业和政府五要素组成；胡笑寒，王静（2009），指出环境是刺激休闲体育产业形成的直接原因，休闲体育产业发展投入的基本要素是人力资本和资金等，指出我国休闲体育产业发展阻力是产业发展不平衡、人才资源严重匮乏和休闲体育产业的资本市场没有形成。综合以上各位学者对产业成长动力机制的观点，结合海洋休闲体育产业的产业属性和发展规律，本文认为海洋休闲体育产业的动力机制包括需求、政策、创新、资源，如图一所示：

　　海洋休闲体育产业的功能之一就是满足人们进行海洋休闲体育的需求，而人们对它的需求反过来刺激了该产业的发展，成为该产业成长的动力。现阶段，由于海洋休闲体育产业产品新颖、价格昂贵，只有少数有经济实力的和愿意尝试新产业产品的消费者能够接受，市场需求有限，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对海洋休闲体育的需求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从产业生命周期看，市场需求的变化会给产业成长带来影响。消费者对海洋休闲体育产业产品的偏好导致该产业市场内需求的变化。而该产业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导致该产业内资源配置的变化，进而影响该产业市场供给的变化。海洋休闲体育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共同导致该产业市场容量的变化，从而引起该产业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变化，是海洋休闲体育产业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如图二所示：

　　资料来源：吕明元.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成长[D].南开大学，2005.（有改动）

　　产业政策是国家为促进产业的发展，从宏观上指示产业发展方向、规划产业发展目标、调整产业之间相互关系及其结构变化的措施和手段的总和。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政府不同程度的干预【30】。产业政策与其他一些条件构成了产业成长的宏观环境，它对产业的成长的影响有正面影响——促进产业的发展，负面影响——抑制产业的发展。的报告中提出进一步加强海洋工作和发展海洋产业的部署；两会上国务院总理也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坚持海陆统筹，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并将其作为转型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十二五”期间，发展海洋经济和休闲体育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这些政策的出台促进了海洋休闲体育的发展，但是我国海洋休闲体育产业进入门槛较低，各企业良莠不齐，规范行业进入标准已经刻不容缓。同时该行业的价格标准不统一，国家应该加大监察力度，避免价格竞争。国家要根据海洋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规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制定合理的海洋休闲体育产业政策，促进该产业的成长。

　　创新有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不仅使产业成长有了现实基础，而且技术创新的速度决定了产业成长的速度，制度与产业发展具有高度的匹配关系，保守、僵化、封闭的制度窒息产业的发展活力，开放、自由、不断创新的制度则能显著促进产业的发展。现阶段我国海洋休闲体育产业的运动项目雷同度很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产品，难以吸引二次消费，因此海洋休闲体育企业应该不遗余力的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

　　资源是产业成长的基础，这里的资源是指广义上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在海洋休闲体育产业中自然资源是指开展海洋休闲运动项目的场地、气候等天然资源；人力资源是指从事海洋休闲体育行业的人才的技术、管理能力，人力成本，劳动力结构等；资本资源是指开展海洋休闲体育事业所必须的资金和资金结构，是由该产业发展上的政策所决定的；基础设施是指开展海洋休闲体育事业所必须的设施，如交通、信息、餐饮等以上四个因素对海洋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来说必不可少，现阶段，海洋休闲体育产业专业人才短缺、产业发展不平衡成为该产业成长的瓶颈，随着该产业的发展，需求的不断增加。

　　综上所述，海洋休闲体育产业成长的动力机制包括需求、政策、创新和资源四个部分。需求对海洋休闲体育产业的成长具有拉动和导向作用；国家政策对海洋休闲体育产业起到促进或抑制作用；创新对海洋休闲体育产业的成长起到推动作用；资源是开展海洋休闲体育产业的基础。据研究，产业衰退的原因有创新的停滞、消费者偏好的变化、需求的进化、政策和制度的约束等。因此，我们要未雨绸缪、高瞻远瞩，从需求、政策、创新和资源四个方面出发，促进海洋休闲体育产业的合理健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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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是海洋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海洋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主要领域。但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渐突出，不断影响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有效解决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海洋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国内外关于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研究成果较多。2007年，Martinez等研究沿海区域的生态和经济重要性，提出应继续评估海洋生态经济，以确保沿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0年，Kildow探讨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贡献的重要性，指出以现有资料衡量与海洋有关的经济活动价值仍较困难。2005年，楼东等应用灰色系统法对海洋产业进行关联分析和预测，认为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等现象是制约我国海洋生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2009年，刘伟玲等利用生态足迹法，指出2003-2005年辽宁省及其沿海6市的生态足迹均超过了生态承载力，且生态赤字有逐年增加趋势。然而，舟山作为浙江省海洋经济强市，现有研究较少涉及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本文通过构建舟山海洋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和协调发展模型，测算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进而，获得舟山海洋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及变化趋势，从而揭示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关系。

　　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由海洋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组成。因此，本文首先构建包括上述两个子系统的指标体系。

　　海洋经济子系统由海洋产业总产值（亿元）、海洋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海洋经济产值的增长率（%）、海洋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和科技计划项目（个）构成。生态环境子系统由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亿立方米）、烟尘排放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万吨）和赤潮发生的次数（次）构成。

　　对于本文采用的指标体系，需将逆向指标通过取倒数转化为正向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2-2011年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中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于《2011舟山统计年鉴》和中国舟山政府门户网站。首先，对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因子分析，可知两个子系统的KMO值分别为0.571和0.668，明显大于0.5，故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然后，按照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可得两个子系统只需取第一公因子和第二公因子。最后，根据两个子系统提取的公因子，计算它们的综合评价值（见表1），并给出其折线年舟山海洋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基本呈上升趋势，并在2011年达到十年中的最大值。从2007年开始，海洋经济的综合评价值达到零值以上，表明海洋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超过了平均发展水平。然而，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变化趋势与海洋经济的发展趋势相反。2002-2011年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值基本呈下降趋势。2007年之前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值大于海洋经济的综合评价值，表明海洋经济的发展潜力较大，这与近几年舟山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相互验证。2007年之后海洋经济的综合评价值大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值，表明生态环境的改善不能满足舟山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表明海洋经济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较大。

　　根据海洋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值，模拟出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以及生态环境与海洋经济的回归方程，其结果分别为

　　由（2.1）和（2.2），可得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获得两个子系统的状态协调度。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为系统对系统的状态协调度，为系统对系统的实际值，为系统对系统要求的协调值，为系统的实际方差。

　　由（2.3），可得两个子系统的状态协调度。进而，计算两系统间的协调系数，其公式为

　　其中，为两个系统的协调度指数，为系统对系统的状态协调度，为系统对系统的状态协调度。

　　由（2.4），可知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度（C），并进行等级划分（见表2），然后给出其折线，可见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系数呈“U”型曲线年协调发展度呈下降趋势，2004-2006年协调发展度呈平滑趋势，并在2006年达到最小值，这表明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处于极度失调的状态。2006-2010年协调发展度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并在2010年达到十年中的最优水平。2011年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虽然是优质协调的状态，J9九游会 九游会J9但与2010年相比是下降的，这表明2011年生态环境的质量开始下降。

　　本文以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协调发展模型，测算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系数呈现“U”型曲线，这表明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因此，对舟山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

　　[1]刘伟玲，朱京海，胡远满.辽宁省及其沿海区域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J].生态学杂志，2008，27（6）：968-973.

　　[2]楼东，谷树忠，钟赛香.中国海洋资源现状及海洋产业发展趋势分析[J].资源科学，2005，27（5）：20-26.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各沿海国家纷纷把目光投向海洋，寻找未来发展的支点，我国也不例外，海洋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海洋资源开发管理力度加大，海洋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但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也给海洋环境带来了压力，海洋成为污染输出的空间载体。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加大，加之薄弱的海洋环境保护观与低效的污染治理力度，导致海洋环境污染的加剧与海洋灾害的频发，严重影响了海洋经济的发展。《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中要求，在促进海洋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由此可见，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引起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环境与经济的协调研究国内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有1996年吴越明等对环境—经济指标体系以及协调度模型做了相关研究;2000年阳洁等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库兹尼茨曲线， 建立了环境经济的协调度函数，并给出了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判据;2003年，张晓东等利用灰色系统模型对90年代我国省级区域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进行了计算，并对2005年与2010年的区域协调度进行了预测;2007年李鹤等运用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法对1990年以来辽宁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评价;2010年王辉等通过建立协调度模型对辽宁14市的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进行了定量测评;2012年盖美运用可变模糊识别模型来分析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协调关系;2013年许冬兰，王超运用熵变方程法对我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的协调度进行了定量分析。

　　本文在借鉴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11个评价指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在综合评价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相关性分析法定量评估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度，为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协同论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 ·哈肯教授1971年提出。他认为：系统发生相变与否由系统控制参量决定，系统相变过程通过系统内部自组织来实现，系统走向何种序和结构取决于系统在临界区域时内部变量的协同作用。相变点处系统内部变量可分为快、慢驰豫变量。慢驰豫变量是决定相变进程的根本变量也称为系统的序参量，快驰豫变量服从于慢驰豫变量，因而可以不加考虑。

　　系统的相变结果不一定都走向新的有序，也可能走向无序。在临界点处，如果系统内部变量不能区分成慢驰豫变量和快驰豫变量时，则系统将进入无序状态。临界点处，系统内部变量的不可划分性说明了子系统的耦合能量不占主要地位。

　　协调度指的是系统之间或系统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体现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由协同论可知系统走向有序的机理不在于系统现状的平衡或不平衡，也不在于系统距平衡态多远，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相互关联的“协同作用”，九游会J9 J9九游会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和规律，协调度正是这种协同作用的量度。

　　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其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因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会存在由协调到不协调或由不协调到协调的一种动态演化过程。根据协调度的概念，本文将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协调介定为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内，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协调一致程度的定量评估，它能表征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整体的发展水平，最终追求的是两系统之间相互促进、互惠共生的协调发展。

　　(1)数据标准化方法。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评价过程中，需要用到不同的指标分别对海洋环境质量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但由于不同指标数据的量纲、正负向、数量级均有差异，为消除各指标数据的量纲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标准化常用的两种方法是标准差变换和极差变换，本文中采用极差变换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子系统有积极影响的正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的指标，采用正向标准化方法;对于子系统有消极影响的负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有利的指标，采用负向标准化方法，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i是指标序列，j是年份，xij为指标数据，min(xi·)是指标i在所有年份中的最小值，max(xi·)是指标i在所有年份中的最大值。

　　(2)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对一些较为复杂、较为模糊的问题作出决策的简易方法，它特别适用于那些难于完全定量分析的问题，该方法的核心是将专家的经验判断予以量化据此确定指标权重的一种方法，属主观定权法的一种。在指标权重确定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专家的实际经验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量化评估，因此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从主观方面确定指标的权重。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需要以下几个步骤：一是利用德尔菲法，邀请多名相关领域专家分别对指标的相对重要度进行打分，根据评分结果构建判断矩阵。判断矩阵可用A=(αij)m×n表示，αij为因素i和因素j对目标因素的影响之比。二是计算判断矩阵A的最大特征值λmax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λmax的特征向量经归一化后即为同一层次指标对相应上一层次指标或目标重要性的排序权值。三是进行一致性检验;若未通过一致性检验，应该对判断矩阵进行进一步修正。

　　(3)熵值法。熵原本是一热力学概念，它最先由申农 C. E.Shannon引入信息论，称之为信息熵。现已在工程技术，社会经济等领域得到十分广泛的应用。熵是系统的无序度量，可以用于度量已知数据所包含的有效信息量。熵权法就是根据指标数据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判断该指标提供的有效信息量，从而确定权重。当指标值数据变异程度大时，说明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大，指标的有用性就越大，其权重也应相对较大;反之，指标数据变异程度较小时，说明指标提供的信息量少，指标的有用性就越小，其权重也应相对较小;当某项评价指标的数值完全相同时，意味着此项指标提供的是无用信息，可以从指标体系中将其剔除。熵权法属于客观赋权法的一种，本文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的客观权重。

　　用熵权法确定权重需要以下三个步骤：一是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二是计算指标信息熵ei，ei=-k■(yij×lnyij)，其中，yij=Zij/■Zij，k=1/lnn，Zij是第i项指标第j年的数据xij标准化之后的值;三是计算信息冗余度di，di=1-ei，其归一化后的数值即为指标权重。

　　(4)相关性分析法。相关性分析是数学统计中的一种分析方法，主要用以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表现为两者之间的正相关程度、负相关程度以及两者之间无太大相关性的无序程度。相关系数基础的计算公式是：

　　其中，r是相关系数，r∈[-1，1]，r0时为负相关，r0时x，y为正相关，且│r│越接近于1，两者的关联程度越大。

　　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体现在两者具有相同的发展程度，还表现在两者的同向发展以及同向发展的相关程度。简单来说，若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两者应具有相似的发展水平，同时，发展水平应同步正向提高，此时两者之间相关性是正相关，且相关系数越大说明其同步发展的程度越大，九游会J9 J9九游会两者的协调度也就越大;当然，正相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两者同步衰退，此情况属于极不协调状态，因而在分析相关性的基础上，应结合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状态对两者的协调度做出判断。若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相互之间呈负向发展，则两者处于不协调状态，此时两者之间负相关。在测算并分析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性分析方法，完全可以达到分析二者协调发展程度的目的。

　　(1)发展度模型。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作为两个子系统，在不同的阶段其发展程度是不同的，二者的发展水平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演变过程。协调度的评价正是基于对二者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因此需要建立发展度模型分别评价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在不同时段的综合发展水平，具体的评价模型如下：

　　式中，FAT、FBT分别是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在第t年的综合发展水平，wAi、wBi分别是各指标体系第i项指标的权重，zij是各指标对应实际数据经标准化后的数据值 。

　　(2)协调度模型。根据前文可知，相关性分析方法属于统计学中的一种方法，可综合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程度和发展方向。在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都呈良态正向发展的情况下，海洋环境状况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相关度越大，两者的协调度越高。本文基于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利用相关性基础计算公式，建立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协调度评价模型如下：

　　相关性原理中，要求K≥3，根据这一要求，同时考虑海洋环境变化的渐进性与环境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滞后性，选取5年为一个观察周期考察2003—2013年我国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性。

　　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选取相关系数检验的临界值作为协调度类型的划分标准。一般而言，当│R│0.805时，属同向相关，代表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海洋环境改善，两者协调共同发展;二是海洋经济衰退的同属海洋环境恶化，二者共同衰退;具体的情况应结合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而定。样本数为5，R0.1、R0.05、R0.01分别为0.805、0.878和0.959，以此为划分标准(见表1)。

　　指标筛选原则。指标体系的筛选直接影响到海洋环境质量与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准确性，进而影响到两系统之间协调度评价的有效性，因此确定客观合理的指标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说，指标的筛选应该遵循如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在筛选指标体系时，应该首先考虑指标筛选的科学性，这关系到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协调度评价的准确性;科学性原则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遵循客观实际而非主观臆断筛选指标体系;另外，选取的指标应能通过观察、测算等方式客观真实的对系统特征做出明确的定性或定量分析。

　　(2)系统性原则。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各作为一个子系统，J9九游会 九游会J9指标体系应正确合理的描述海洋环境子系统和海洋经济子系统的发展现状，指标的选取应综合考虑影响系统发展的各个因素，同时所选指标之间既要有联系也要有区别，尽可能全方位、多角度的反映系统的总体特征。

　　(3)有效而实用原则。指标的选取尽可能的简练、有效，数量上要少而精，避免过于庞杂;且指标体系能较为准确的反映海洋环境现状和海洋经济实力，其分析结果能准确的说明问题。

　　(4)数据可获性原则。在筛选评价指标体系时，不应只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和动态性原则，还应遵循数据可获性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指标数据的采集和获取必须有正确合理的途径;其次，所选指标应该能够量化，以保证定量计算，这是进行计算的关键。

　　评价指标体系。依据科学性、系统性、有效而实用和数据可获性等原则，综合考虑海洋水质、入海污染和海洋环境灾害情况，分别选取全国劣于四类水质标准海域面积、径流入海CPDCr总量、径流入海重金属总量、工业废水直排入海量、沿海工业固体废弃物丢弃量与赤潮灾害面积为反映海洋环境质量的指标;综合考虑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选取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涉海就业人员与全国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员为反映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根据2004—2014年的《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环境统计年鉴》2003—2013年的《中国海洋报环境质量公报》确定表2中指标数据。

　　权重是在评价过程中，各指标重要程度的定量分配。在评价过程中，不同的指标对海洋环境质量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难免会有差异，因此需要根据不同指标的重要性赋予不同的权重。而指标权重直接影响到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选用科学合理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分别使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分别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确定指标权重。层次分析法(简称AHP法)是通过德尔菲法建立判断矩阵，并据此计算指标权重的一种方法，属于主观定权法;由于此方法的主观性比较大，本文中权重的确定结合了熵值法。熵值法是基于数据的有效信息量确定权重的一种方法，属客观定权法。综合主客观因素，最终的指标权重取两种定权方法计算结果的平均值。由于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在科研中的运用已相当成熟，本文不再赘述具体计算步骤，指标权重计算结果见下表：

　　利用经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结合已确定的指标权重，根据公式(1)、(2)综合评价2003—2013年间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综合评分变化情况见图1。

　　由图1可知，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在2003—2006年间，海洋经济增长势头较猛，海洋经济发展在2006年出现了一次高峰;在2006以后海洋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呈波动上升趋势。海洋环境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03—2004年间环境质量下降最明显，2004年以后呈缓慢波动下降趋势，在2012年环境质量出现研究时间段内的最底峰，2012年以后环境质量有明显的改善。

　　对比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质量发展状况，海洋经济增速最猛的时候也是海洋环境质量下降速度最大的时候，说明在此研究阶段，海洋经济的发展以海洋环境的恶化为代价，此时人们只看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短期利益，忽视了环境恶化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造成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的严重破坏。2006年以后，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态势放缓的同时，海洋环境恶化的速度也放缓，这说明了两点，一是海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二是政府和民众已经意识到海洋环境恶化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重视海洋环境的保护问题。

　　根据海洋环境会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利用协调度评价公式(3)，分别以5年为周期滑动进行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的协调度评价，计算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2003—2007年间，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处于异向发展状态，说明海洋经济增长的同时，海洋环境反向恶化;根据协调度类型的划分，判断2003—2007年间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属中度失调。该时期海洋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沿海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大量工业废水排放入海，加上工业废弃物的倾倒，严重污染了海洋环境，致使海洋环境质量持续恶化。

　　2004—2009年间两个研究时间段内，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都处于相关性关系不明显，无序发展的状态，同属轻度失调;但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协调度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说明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有所改善。在此期间，不论是是海洋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是海洋环境质量下降的速度都有所放缓，说明恶化的海洋环境已对海洋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同时也说明海洋环境问题已引起政府和民众的重视，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也会注重海洋环境的保护。

　　2005年之后的4个研究阶段内，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仍然呈相关性不明显的无序发展状态，同属轻度失调;协调度呈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发展，说明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2003—2013年，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总体处于不协调状态。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海洋环境并没有得到同程度的改善，且海洋环境的恶化会制约海洋经济的发展。

　　本文从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协调度的概念出发，根据科学性、系统性等原则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从主客观两方面综合确定指标权重，在对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性分析原理建立协调度评价模型，研究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的密切程度与变化方向，定量评价了2003—2013年间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度。评价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基本处于不协调状态，海洋环境的改善落后于海洋经济的发展，但人们已经意识到不良的海洋环境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海洋环境问题已受到了重视。为促进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海洋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提高海洋产业创新能力。目前，我国海洋经济呈现的是高速发展态势，但是经济发展质量仍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仍停留在低层次水平，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制约了海洋经济质量的提高。因此，应优化海洋产业结构，积极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转变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注意提高海洋产业的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水利用业、海洋电力业、海洋环保等新兴产业，在利用科技进步促进海洋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强海洋环境的保护。

　　(2)发展循环经济，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造成了海洋资源的严重浪费，这严重制约了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源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科学有效的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加强海洋环境的保护。

　　(3)加大环保投入，保护海洋环境。沿海城市生产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的直排入海或污水径流入海等陆源污染是海洋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对于此类现象，应加大环保投入，加快建设沿海城市、江河沿岸城市污水和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提高排污技术，减少入海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应加快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遏制“偷排”现象，从源头上减轻海洋环境污染、保护海洋环境。